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以后，尤其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以后，科学主义盛行，科学内涵不断扩大。凡是与科学不相符合的传统文化，特别是属于命理文化的占卜、堪舆、相面、扶乩，都被归入非科学或迷信范畴。以常理而论，在科学主义笼罩下，占卜之类命理文化应该全无市场了，然而，事实却不然。民国时期，命理文化依然相当兴盛，占卜、扶乩盛行，出现了袁树珊、韦千里、徐乐吾等一批从事占卜等命理活动的名人，一些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读书人，也会参与占卜、扶乩、堪舆等活动。韦千里本人便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学系。这分两类情况，一类是相信并自己参与占卜等活动，另一类是相信占卜等活动，但自己并不实际操作。前类人物以严复、吴宓、沈有鼎为代表。

算卦行家：严复

严复（1854—1921）是近代中国接受西学、引进西学的先驱，也是命理活动积极参与者。他深通占卜之术，遇事爱卜，卜的内容包括家事、国事、财富、疾病、官运、婚姻、流年、见客等，自己卜也代兄弟姊妹卜。以1911 年为例，这年他见于日记的占卜活动就有20 次，其中占财4 次（包括开铺、出外贸易），为兄、弟、妹卜4 次。兹举几例：

正月十一日（2 月9 日），“占财，大有。寅木财爻极旺，虽空不空。世爻暗动，巳官生之，寅爻克之。此富贵逼人之卦也，断其必得。后果于甲寅实空之日得之。”

正月廿二日（2 月20 日），“占开铺，得艮之明夷。卦逢六冲，寅木旺，官持世，然遇日辰变爻，两重克制，辰土劫爻，发于萧墙之内。此占当主不利，但于主人无大损耳。但卦中子水财爻落空，亦主财尽。时至秋天，金尽木衰，诸凶见矣。”

二月二十七日（3 月27 日）， “艮之颐，占升官。寅月丙申口占，卦旺官临世，必主升官。所恨申辰一二爻仇忌同动，而忌神又得回头之生，复克于日，目下殆难得意。差喜申子辰合成生局，然须候辰土出空之日，其三月乎? 世官皆在上爻，所任者必在远方也。后于三月升云南云。”

二月廿九日（3 月29 日），“卯月甲寅日，占风水，困之节。卦由六合化，六合本是吉占，又得日月扶植之，旺财持世，而化回头，生之应爻，生之自身。可谓美满矣。”

五月初十日（6 月6 日）“占弟被论吉凶，得困变恒、金。午鬼极旺而动，化兄弟而用爻，又化退神，此外毫无生扶，其凶必矣。虽得生于日辰，恐不敌也。后于申年，遂被极刑。”

闰六月廿一日（8 月15 日），“占婚而得日值之，兄弟持世，卦由六冲而变六合。父爻发动生世，应为忌神，与卯木同动，化克为生，当主离而复合。”

对于占卜的过程、结果，他一一记录下来，并留意验证。日记中有多处日后补记验证结果的文字。从对于卦象、爻辞的解读来看，严复对于占卜相当内行，所用术语、推算原理，如吉、凶、生、克、冲、合、动、化等，中规中矩，与通行的八卦五行学理完全吻合。

近代读书人中，严复是比较相信西方科学的，不信鬼神，自称“生平未闻一鬼，未遇一狐。不但搜神志怪，一以谬悠视之；即有先辈所谈，亦反复于心，以为难信”。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对占卜的热衷。自哈佛大学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吴宓（1894-1978），对占卜兴趣盎然，其日记留有多处占卜记录。

爱算卦的著名学者吴宓

1910 年，吴宓即将离开陕西老家赴京参加清华留美学校的入学考试，动身前他占卜前程，卦语云：“海波两头高，飞蓬驾六鳌。居中能驭使，何怕涉风涛？”当时吴宓不懂卦语意思，直到1919 年他到美国已两年多，还对卦语记忆犹新，认为此卦的要点是“居中”二字，亦即中国的“中庸”思想。这说明他对占卜一事很是在心。以后，吴宓遇到国家与个人重大变动之际，时常占卜，包括为父亲的安危 、自己工作单位的选择。

吴宓最著名的命理活动是为中国命运占卜：1937 年7 月27 日，日军飞机轰炸并准备占领北平，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将军决意抵抗。此时吴宓、陈寅恪均在北平，深为北京与整个中国命运担忧。吴宓以《周易》占卜，得“解”卦，其辞为：“利西南，无所往也，其来复吉，有攸往，夙吉。”卦文为：“天地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，解之时大矣哉。”吴宓感到此卦不好理解，或者是由于占的是中国命运，此事体大，因此他专门请教了陈寅恪（1890—1969）。

精通卦象的史学大师陈寅恪

陈并未马上回答，而是过了一会，打电话给吴，称“此是吉卦”。 吴宓舒了一口气，和衣而卧。卦辞中所提到的“西南”，在后天八卦中是坤卦，故为吉。从全民族之命运而言，中国的确最后取得了抗战胜利，因此说是吉卦也有道理。也许吴宓对此卦是否吉利将信将疑，次日，他又用《易经》占卜得“晋”卦之六二，其意亦吉。

曾留学哈佛大学的沈有鼎酷好占卜，据说水平很高。沈有鼎（1908—1989），著名的逻辑学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，中国逻辑学界的开拓者、先行者，曾任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、北京大学教授，中国科学院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。

相信鬼神的历史学家钱穆

抗战期间，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吴宓、钱穆和沈有鼎等人，临时借住在云南蒙自附近的一家法国医院。当时传言日军飞机要轰炸该地，沈有鼎自言能占卜，众人遂请其试占。钱穆记其事：

某夜，众请有鼎试占，得节之九二，翻书检之，竟是“不出门庭凶”五字。众大惊。遂定每晨起，早餐后即出门，择野外林石胜处，或坐或卧，各出所携书阅之。随带面包火腿牛肉作午餐，热水瓶中装茶解渴，下午四时后始归。……数日后，敌机果来，乃误炸城中市区，多处被轰炸，受祸惨烈。而城外仅受虚惊，空军基地无恙，法国医院亦无恙。

沈有鼎的占卜在西南联大名满校园。他用纸枚代替蓍草，研究周易占卜，成为西南联大一景。闻一多有诗云：“惟有哲学最诡恢，金公眼罩郑公杯。吟诗马二评红袖，占卜冗三用纸枚。” 最后一句就是指的沈有鼎占卜。

后一类人物更多，兹以穆藕初、丁福保、钱穆、梁启超等人为例: 穆藕初（1876—1943），上海人，1909 年留学美国，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、伊利诺伊大学、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学习农科、纺织和企业管理等，1914 年获农学硕士回国，是民国著名实业家，曾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。他对于抽签与看风水都有参与。1920 年5 月，穆藕初与蒋梦麟（1886—1964）同游北京喇嘛庙，在关帝神前各求一签。其时北大正闹学潮，蒋梦麟代理校长。因此，蒋欲询大学之前途，穆则询一生休咎。穆藕初得签以后，自称签语与他心中所相之事一一吻合，蒋梦麟所得签语与他所求之事也很吻合。穆藕初记载：

迨检阅签书，余等不觉毛骨悚然。余所得之第七十八签云：“家道丰腴自饱温，也须肚里立乾坤；财多害己君当省，福有胚胎祸有门。”蒋君所得之第六十一签云：“啸聚山林凶恶俦，善良无事苦煎忧；主人大笑出门去，不用干戈盗贼休。”此二签书上所云，余于蒋君所遇，确有此情。一若默知余之捐资助学，并使余坚决为此；一则指示北大风潮，不难解决。不及两月，某系失势，轩然大波竟指日荡平。甚矣，冥冥昭昭之毫发无间也有如此。

痴迷算命的著名企业家穆藕初

穆藕初用“毛骨悚然”四个字来表达当时的感受，足见刺激之强烈！

1923 年，穆藕初从事的棉纺织业从高峰跌入低谷。年底，他请风水师谈养吾来家里察看风水。谈氏称其园内汽车之路、园墙铁门挡住了财气，建议南移一百多尺。穆藕初立即通知建筑公司如法改造。据说，经此改变，第二年企业果然否极泰来。穆藕初由此对风水深信不疑，每月津贴谈养吾五十元生活费，并为其所作风水书写序。他曾听信谈养吾之言，在无锡购墓地一块，并因此而与他人打了一场官司。他日后在苏州善人桥一带所购置的寿茔，亦系谈养吾介绍。

穆藕初之子回忆：翌年岁次甲子元旦，纱布交易所五位大股东踏上此新路而入我家中，果然否极泰来，吉人天相，不动声色平安度过难关。我父因以深信风水，对谈某有好感。欲深造之，供之同好者，每月津贴谈五十元生活费，使其专攻此术。且多方介绍于人，谈某竟辞去电报局之终生职。其时有一位留美时同学寄来一封英文信，劝我父勿信风水。我父之心已坚，不纳其劝。

深信占卜的丁福保

丁福保（1874—1952），曾留学日本，著名医学家、佛学家，清末民初相当有名的新型文化人。他自己深信测字占卜，还介绍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参与其事。一次，林森对他说：“我为了调解国事纠纷，要到福建去走一次，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，有被扣留的可能。”去还是不去，林森犹豫不决。丁福保建议林森：

“何不到此间著名测字名家丁太炎处去测一个字，再定去留。”林森自1932 年起接替蒋中正担任国民政府主席，担心测字之行踪惹人瞩目，便说：“可不可以把这位测字先生请来家中一谈。”丁说：“不必，自有办法。”说罢，就请林森口占一字，林说了一个“福”字，然后，丁福保便请陈存仁到丁太炎处代为测字。陈存仁面见丁太炎以后，不但代林森测了字，还代丁福保测了字，自己也乘便测了字。据说丁太炎为林森、丁福保、陈存仁三人所测，均很灵验，三人对结果都很相信。

这一事情，牵扯出与命理文化有关的四个人。丁福保之外，丁太炎是清末民初命理学界著名人物。光绪末年，丁太炎在京师钦天监工作六爻不科学院，慈禧太后病重时，李莲英到他那里去测字，他断然说所测两字是“两龙宾天”之兆。李斥其荒唐。消息传开，丁被拘入狱。不久，光绪与慈禧先后驾崩，应了丁的预言。摄政王载沣执政后，丁太炎获释，逃到上海，以测字为业。陈存仁（1908—1990），上海人，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，为著名中医。林森（ 1868—1943），福建闽侯人，早年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，1883年考入台湾中西学堂电科。1902 年以后在上海、江西等地工作，参加辛亥革命、二次革命等活动，1932 年出任国民政府主席，是著名政治活动家。丁福保、林森、陈存仁都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读书人。

梁漱溟（1893—1988）、钱穆（1895—1990）、熊十力（1885—1968）与汤用彤（1893—1964）等，亦与命理活动有关。20 世纪30 年代，梁漱溟在京，有相士高手从四川来，梁两次请他为钱穆等相面。相士说，熊十力“乃麋鹿之姿，当常在山林间”，意思是不会直接参与政治之事，日后为一民间名人；梁漱溟则“步履轻，下梢恐无好收场”，晚景不妙；钱穆则精气神三者皆足，“行坐一态，此后当能先后如一”，谓钱能坚持治学为业且能善终。

钱、梁、熊、汤四人，都是当时大名鼎鼎学者，从钱穆记载看，他们对于相面都不排斥。钱穆对于占卜、相面、八字之类，并不以迷信视之。他说他一生曾多次遇到此类事情，大都有所应验。他认为，大凡流行人间者，必有其所以然之道理，因此不可轻易以不科学否定之。

神算子：复旦大学校友韦千里

近代接受过新式教育而又相信命理、或对命理有兴趣的人，还可以举出一批。比如，留美归国的著名外交家颜惠庆（1877—1950）曾请韦千里算命。著名导演郑正秋（1888—1935），笃信占卜，与著名命理师韦千里为忘年交。韦千里称：“先生最信余课，遇重要机密，辄委占六壬。时蒙以有期许，拳注弥殷。”

先后就读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、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著名法学家吴经熊（1899—1986），对于占卜不但有兴趣，还能实际推演。韦千里记述：“吴经熊先生，海上名律师也，积学多才，历任学府法院领袖。公余之暇，好研命理，时蒙以五行生克相讨论，视其命造。”

上述与命理文化有关的两类人物中六爻不科学院，能够自己起卦占卜的严复、吴宓、陈寅恪、沈有鼎等，较之只是参与抽签、听信堪舆、相面、测字、扶乩等类活动的穆藕初、丁福保、林森、梁漱溟、钱穆、梁启超等人，对命理文化更有研究，了解更深。上述诸人都是比较知名的，那些不知名或不太知名的普通读书人对于命理的兴趣，学术界尚无系统调查与确切统计，以常理推测，当不在少数。供职于蚌埠大淮报馆的杨叔和，自称对于命理之学，“深信而不疑”。

江苏嘉定人骆经畲，对韦千里在命理方面的成就大加赞赏，亲为作序。据《千里命稿》记录，在著名命理师韦千里处算过命并留有记录的，有前黑龙江代理主席郎官普、上海名医夏应堂、寓沪犹太人富商哈同、上海篮球健将钱警庸、上海金业富商王某、文学家兼书法家倪古莲、福建人林文波、上海纱业界富商郑某、河南省宜阳县张时甫、京剧演员黄玉麟、江西文学家梅某、浙江余姚县民生工厂厂长朱联泉、上海四明银行储蓄部张群、福州南台王世昌、绍兴益新玻璃厂主人刘炳辉、福建刘杏村、余姚鲁昌宁、余姚王吉哉、天津陈德培、东吴法学院肄业之郑希文、绍兴程柏堂、前浙江余姚县长端木彰、宁波和丰纱厂经理凌俾麟、上海大众书局经理樊剑刚、辽宁营口天和报关行经理张之声、电影导演郑正秋；在韦千里处讨论过、学习过命理学的，有蓬莱李洁盒、嘉善沈恒甫、漳州中央银行总理陆维屏、上海邮局职工杜白、安徽秋浦夏直钦、镇江人金某、苏州紫阑巷十三号朱傲骨、绍兴蒋清渠。

韦千里创办韦氏命苑，进行命理学函授，据称“未及匝月，成绩斐然，国中闻风响学者，日必数十起”。由这些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职业、均因命理而与韦千里发生联系的人，可知时人命理兴趣之一斑。民国时期，全国各大中城市，都是命理业繁盛之区。

至于李宗仁、唐生智、刘湘这样的一批武将，虽然标榜自己是新派人物，信仰科学，但是在人生不如意阶段或者前途未卜的迷惘期，都愿意去寺庙拜菩萨，寻求高人指点。李宗仁相信过相面与占卜，对官印镇鬼、鬼魂附身之类的事情也将信将疑。唐生智的军中雇有一个人称“顾和尚”的命理师，不时地为唐占这卜那，唐基本上言听计从。在民国著名军阀中，几乎人人对命理活动有兴趣。

（感谢熊月之教授授权发布，编辑高山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