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夏文化用“教”字，有数千年之久，和今天的中国文化的“教”字含义有相当大的差别。二百多年以前的“教”，完全没有与亚伯拉罕式宗教扯上什么关系，文义上不受同化，因此脑袋未染上“敏感”痼疾，所以讲“儒教”时，就天经地义般自然。今天，人们吸收外文化百年，加上不断抗拒“五千”，又经历多次去旧运动，成功逐出华夏文化，成为陌路人，许多人还敌视如仇。华夏文化，习惯上是以黄帝为文明开始，所以只说拥有“五千年文化”，假如把“甲骨文”算进去，肯定会更早。但是，其被嫌弃，说明“五千年”已经受到不少否定，说再古老久远一点，恐怕要被难堪，或许“物质化人”认为凡过去都不算是文明吧！

华夏文化在近代的“断层”大约只有一个多世纪。虽然，这个几千年的精神文化消逝已有几代人了，但若有意考古追溯，还不至于太困难。假如能够借用还保存着的“中文”去理解，会比外文来得容易些。又或许有一些人，能够愿意采取过往写文章用的“文言文”或“古文”字义去解读，是可以减少误读，而且会从中了解到外国人为何如此尊重华夏文化。说不定，还可以发现到“真实之相”丰富的思想！可能对中国文化有辅佐之利。

华夏文化上古、中古那一段时间的“教”应该是一统于“道”的，在二千五百年前，两位圣人出世，老子和孔子（老子不同意“圣人” 之称的，他说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” ，叫他圣人，他一定生气。）在“百家”争鸣中，脱颖而出，后形成两大“教”：“儒教”和“道教” (以老子为首的道家及再迟出现的道教与之前的“道”是不尽相同的) 。儒、道两者行教内容与发展方向有分别，但又肯定自己是继承远古一脉，把这两股学说和《易》同读，可以看到他们有趣的现象。张洞先生《老子〈道德经〉，孔子〈易经八卦〉与对立统一规律（矛盾律）》一文，曾以现代数理分析两者之发展同异，别具一格。

缘于“道”，万物化育生成，是和谐的本质

“道”是华夏文化的专用字，“道”无以名状、无形、无体、无始，又无所不在、无所不受其“力道”的宇宙万物化育生成“原动力”。从前华夏人民就有非一般智慧的能力，领悟了这个“创世纪”的实相，所以古代的盘古开天，女娲补天只能维持着神话故事，没有成为上帝、圣经，乃至百年前弘扬“孔教”人士尝试采用亚伯拉罕宗教方式推展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这样的结果，应该和这个“宇宙观”有莫大关系。

举个古书例子来说“道”，《易》“干，元、亨、利、贞”：“元”是指无限之前(大始) 而强名的开始，用图“太极”形容大始之初，最有想象空间；“亨”指能够“感通”，依“本来如是”的规则、轨道的必然性开展，畅达无阻；“利”是能够化育，作用是公平公正，利益于一切万物；“贞”是贞正、无误、无偏。“道”就是自大始乃至万物化育，育化不息，备具元、亨、利、贞动力的“能量”，万物就是从这个“本来如是”中育化生成。所以《彖》曰：“大哉干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大明始终，六位时成，时乘六龙以御天。干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大和，乃利贞。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”

万物，矿物、植物、动物……皆是化育而生成，彼此生存的方式、生存的空间、生存的条件……皆具平等“权力”，如此格物的结果是“各正性命”，又从认知“性命存存”而万物一体的 “道”理，互辅互存“保合”，彼此就能和平、和谐与“太和”。用这样的世界观，自然是“万国咸宁”天下太平了！日本人用现代科技实验证明矿物的水、植物的果，都能与人类的思想言行产生感知，用现代科学印证古人的“万物一体”所言不虚，以这个基础就能促进和平和谐。

至于如何“各正性命”，老子和孔子就有各自的观点了！古人的太极图，很能象“道”理，以“圆”象无极，阳仪阴仪象阳义阴义，阳气轻则上升，阴气重则下降而不离，二气旋转相互运动，这是“道”功能的表征。老子《道德经》，以“一”解释：“道生一、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，万物负阳抱阴，二中气以为和”。“道”是理所当然演变的“力量”，从无极过度到太极，太极则阴阳在其中，为二，天地定了位，空间形成；人类的空间范围是“地球”，以地球为本的“天、人、地”三才，或是“三画”的八卦(八象)，再形成发展“万事万物”。人是附在土地上，拥着天（负阴抱阳）；人要法地，地是随顺于天，天成自“道”，“道”本来是如此（自然），发展过程是当然的“和”了，“和”是“道”的自然规则：“天之道，不争而善胜、不言而善应、不召而自来、坦然而善谋、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，谁违反了这“天道”，就受到天谴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和孔子的“积善之家必有馀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”的“必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孔子的“道”论，并非真是与老子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，只是两人所重视的阶段不同。老子的“道生一、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”，孔子的无极生太极“太极生两仪、两仪生四象、四象生八卦”八卦生六十四卦。前段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和 “万物负阳抱阴”是一个样的，但是，到了“三生万物”，“四象生八卦”就各自发展。老子以此论“大道”，认为人依“大道”，绝圣弃智、绝仁弃义、绝巧弃利的“无为”本色做人，就能天下和平，所以《道德经》不谈，也看不到四象八卦。孔子认为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闻“道”本身就很难有机会，更何况学习呢？又担心“天道远，人道迩”，所以详细讲述六十四卦，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了，孔子要大家以先王品德，如尧、舜、周公…为学习模范，以忠孝仁义、克己复礼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

孔子由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开讲，有“忠恕之道”、“中庸之道”、“天道、人道、地道”，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皆为“道”化成。其实，这些内容都是“道”所系的“德”。讲“道”可不容易，听道而明“道”更不容易，所以要通过“明明德”来悟“道”；修“德”为唯一途径，今天宗教中说的“修行”和谐四象图，在儒教来说就是“修德”了！

仔细分析一下，我们这个“人”，有一点老子的道也有一点孔子的道，能这样拥有，就几近贤人了。有这么样的“道”主体，就能弄明白华夏文化在过去可以延续不断，能够产生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和”、“恕”等的思想，这是因为华夏人民具备了宇宙和谐本质。

可惜 “畏天命”、“ 天德合一”被污蔑、被否定了，“德”、“礼”、“儒”、“教”皆窒息，不复存在了。舍弃华夏文化之后，“德”性失了踪影，孝还曾经成了一种罪名，盗抢拐骗、毒食品泛滥、豆腐渣工程……就不足为奇了，简直可以说，不发生才奇怪呢？去除了传统华夏，以西方文化取而代之，吸收了享乐主义，物质第一，感观至上，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，以物质多寡（GDP）论成败的社会观……，却止于洋德之前，因此西化当然未竟全功；现代化的推动，偏重于科技、经济开发，人文精神文明的建设兼顾不来，只好搁置。“中国现代文化”未及百年和谐四象图，时间短，“体系”阙如，每每对道德的呼吁与铸造，总是捉襟见肘、顾此失彼，无法周全，没有“根据点”和“体系”，最后还是沦为口号一一没有精神文明支柱，生存空间必受到威胁，不可能维持国家社会安宁！

道之以德，德是直心

“德”在华夏文化上古时代已经非常丰富，“道”、“德”是各有具体内容的，周人讲“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”，德与天道不可分开。老子的“道”与“德”是“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势成之”及“孔德之容，惟道是从”，“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，德者同于德，失者同于失；同于德者，道亦德之；同于失者，道亦失之。”没有“德”的人，“道”就不可得，必然与“道”无缘了。

到了“德”这儿，老子和孔子的分歧差别就很大了，是因为处理上见解不同，以释家禅宗比喻，就如“顿悟”和“渐悟”的差别吧！老子要人一步达“大道”，就可以“无为”而脱世，这样高智、慧根性的人是可遇不可求，确是很少。而孔子知道这个困难，走上“苦口婆心” 劝导的“渐悟” 之路。两者都是在于修德得道。

由于孔子知学“道”之难，所以对“德”特别细讲。曾说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”；政治行以王道，用刑罚辅助，人们可以减少犯恶；以德来成就道，用礼辅助之，人们懂得知耻克己，因此有很丰富的内容。“德”在古代典籍有很详细的解释：《广韵》德，行也。《说文》升也。《玉篇》福也、惠也。《集韵》德行之得也。《正韵》凡言德者，善美，正大，光明，纯懿之称也。《易·干卦》君子进德修业。《尚书·皋陶谟》讲“九德”：“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乱而敬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义”。《洪范》：“三德，一曰正直，二曰刚克，三曰柔克”。《周礼·地官》曰“六德”：知、仁、圣、义、中、和。《礼·月令‧注》德谓善教”。又感恩曰德。等等。令人最为欣赏的是：“德”之古字为“悳”，表达“直心”。“德” 是“直心”。《易经·系辞下传》第七章，对德也有很好的分析，限于篇幅，此不赘述。儒家之德含盖广大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中、和、忠、恕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、诚……。凡人的社会，一定要以道、德构成，否则就不可能有和谐的环境，有美好的生活，特别是对精神面貌提升，生命才有意义。需指出的是，孔子讲德与老子有不同处。孔子的德落在伦理层面更容易让人明白吸收，“道生之，德畜之”，对“道”认识了解，并以它为修养，能够为自已所得，成就自己，就称为“德”，就是“德者道之功”，“德，其体；道，其用”。因此，德是道的功用。

齐之以礼，礼以德为基础，否则属于无礼！

道以德得之，而德以礼行之，往往谈到“德”，会觉得抽象，不好把握，所以古人通过“礼”的实践，才会实实在在。礼虽然是形式，却能潜移默化，促进德的作用，德与礼必须互相表里，相得益彰。礼以德为基础，通过教育、通过社会秩序、生活习俗使人自觉守礼。就如立了戒法，要认真有效执行，久而久之会成为行为准则；执行不力不公，法律是白设的。而“礼”是从“德”教育着手，形成社会共识，有效于刑。

礼以德为基础，这是“礼”的最根本条件，现代人教育程度提高了些，独立思考、辨别是非的能力也有所加强，可以分析过去诸多的假“礼”。谋私谋权、嫁祸栽赃，实为无“礼”现象，其数之多，真伪没能力分辨，也就不必多举例。“礼”以仁为本，它才能作用于人与人，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的和谐。《礼记》云：“道德仁义, 非礼不成”。郑玄注云：“道者通物之名，德者得理之称。仁是施恩及物，义是裁断合宜，言人欲行四事，不用礼无由得成，故云非礼不成也, 道德为万事之本。义为群行之大故。”又曰：“道多才艺，德能躬行”、“今谓道德，大而言之则包罗万事，小而言之则人之才艺善行，无问大小皆须礼以行之，是礼为道德之具，故云非礼不成。 然人之才艺善行，得为道德者，以身有才艺，事得开通，身有美善，于理为得，故称道德也。”说明道德是万事的根本。孟子以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；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”仁、义、礼、智为人的基本道德，即是说：人都有恻隐之心，不忍之心，如见到别人的小孩落井，会奋不顾身想去救助，这是“仁”德的开端；“羞恶之心”，即知到羞耻感，和憎厌别人为恶，是“义”德的开端；“辞让之心”，知道恭敬尊长礼让，是“礼”德的开端；“是非之心” 能分辨是非善恶，是“智”德的开端。

理论性很强的“礼”在华夏经典中俯拾皆是。下面谈谈民间日用常行的“礼”。钱穆先生曾说曰：“节日与习俗，是我民族灵魂所在，因为它蕴涵着深厚的文化精神。”（《双溪独语》篇七）

海外华人因为对节日与习俗“礼”的坚持，几代人生活在文化差别巨大的环境里，面对着或大或小的同化政策，有时如排山倒海般的行政与法律排华，能够没有失去自己。海外华人的移民，清末时期最多，绝大多数人是为了求得三餐活命而流落他乡，这些人的教育水平可想而知，都是一群目不识丁的人，只有带着日用的仪礼。

由于战争和政治的原因，他们本意客居变成落地生根了。传统有“再穷也不能穷教育”的观念，所以哪里有华人哪里有办学；祭祖传统观念也不变；哪里有华人哪里有庙宇，家庙换成厅中神台。他们重视节日祭礼：清明节上山扫墓，端午包棕子，中元节（农历七月十五，俗称鬼节）祭鬼魂，中秋节有灯笼月饼拜月，重阳寒食，冬至是小年搓汤圆，新年除夕有团圆饭、守岁压岁、红包拜年，开年拜天公……直到元宵，都是自己放假庆祝，从来未曾停止，还由个体发展到团体庆祝 (转变信仰西教者，只是不要了祖宗和把圣贤神像丢掉之外，过年过节还是有一定的保留)。敬畏天、信因果，化成作人的“德”。

生活习俗的“礼”：如孩子弥月、母亲坐月子，成童礼、入学礼、成年礼 (冠礼、笲礼此较少举行) 。婚礼，虽简化了，还是保持六礼。丧礼隆重有加。深厚的文化精神被延续下来，并提升和发展。

从海外华人家庭的常行事迹，亦可看到学儒的礼。年幼时，家贫，母亲得为人剌绣，多找些钱来帮补家用。高凳上，用沙袋压着“绣花圈环”，摆在五脚基，坐在小凳，借室外光线，长时间针上针下的刺绣。那时经常有“老婶”（住在几条街外）来访，母亲会拿张小凳请她坐下，自己走进屋内换件衣服，当时不明白，穿着的是补了几个疤的衣服，换出来的还不是也补几个疤，有什么不同！母亲只说“比较干净”。“老婶”拿个小篮子，装来几根蔬菜，两粒番石榴，都是家前后自种的。我只记得母亲连声谢，全收下后，转身到屋后，采摘两条水瓜、小把番薯叶，回送。

待我长大后，慢慢回想，这不就是美妙的华夏文化吗！穿干净衣服会客是敬、访客带点礼、不让送客人空手回……，这就是优良传统的“礼”呀！

家中任何一人生日，煮“冬粉加蛋”汤，有时丰富点儿，就加多些猪肉，一人一碗，各有两粒蛋。简简单单的一碗，就使全家的人记得彼此的生日。

清明节，全家大小一起上坟，那些未谋面的祖先，至今还感到很亲切。中元节和爸爸蹲在路边拜“好兄弟”，把游魂野鬼叫得这么可爱，觉得很有意思。中秋节说是爱国节，从来没讲月亮那儿住有嫦娥。除夕时大家一起搓汤圆、年初一要吃素，小年至元宵，不可讲粗口，要讲吉祥话……我们的民俗文化在生活上便是如此传续。

说 “儒” ，执行弘扬 “道、德、礼” 的人

“儒” 字是来自古字“需”。“需”金文字形雨上人状下，《易‧需卦‧象曰》：“云上于天，需…”。云上于天，是天之欲雨，待时而落。《说文》：“需，也。遇雨不进，上也。”“需”申义祭祀于效野求雨仪式，是求天上降雨的祭祀者，后来祭祀者“需”加了“人”旁而成“儒” 字。

“儒”为“术士”义。《说文》曰：儒，柔也，术士之称，古同“懦”，懦弱。《辞源》，古代从巫、史、祝、卜中分化出来的人，也称术士，后泛指学者。华夏上古时代，“儒” 是负责祭拜的祀祭官，有称为术士，是精通风俗文化、行礼仪规、通习诗书礼乐道艺，为当时的知识学人。从殷朝的祭祀典礼职务，渐渐演变为收徒的老师，负起教化、教书、相礼。

“儒”为“读书人”义。《法言‧君子》通天地之人曰儒；《论语·雍也》子谓子夏曰：女为君子儒！无为小人儒！读书人要明明德：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”进而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 ，落实 “仁爱、诚信、中庸、和谐”的儒教思想。

“儒”为“师”义。《论衡·超奇》能说一经者为儒生；《墨子‧非儒下》儒浩居而自顺者也；《礼记‧儒行》儒之言优也、和也，言能安人能服人也。“师”者能传播六经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(宋代发展为的十三经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论语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孟子》)。

“儒”为“天职传道”义。《中庸》：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”；《周礼‧天官‧冢宰》儒，以道得民一一儒，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。儒掌养国子以道德，故云以道得民，民亦谓学子也；孔子通过“仁”来实现“礼”的内最多。承自“需”礼至“天职传道”，以“礼”为首的六艺，传授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……教人做君子，做个有道德修养的人” ，所以后人把孔子的的思想体系称为“儒学”，再晚，南北朝开始又称“儒教”。

修道之谓教——儒教具和谐本质，故能实践和谐

《中庸》：天命之谓性；率性之谓道；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；可离，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（现）乎隐，莫显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独也。

随着时间转移，华夏民间各取所需，取名“道教”、“德教”、“礼教”、“儒教”，名异而实同，都以《易》为源起，整个体系还是一贯的：儒人教你修道谓之“儒教”，华夏文化久逝，要落实“儒教”为“儒教”的“道、德、礼、儒、教”，难如登天！无论能否成功，还是要努力！

讲点“教” 的故事为结语

有一天和两位耶教神职朋友谈天，提及“儒教”问题，我特别仔细讲解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格物以儒，修道为教”的“道”“德”“礼”“儒”“教”观，阐明性命存存的万物一体论、神的观念……等等。让对方知道人类必须站在这个基础上，才能没有排他，才能止争战！宗教性是很个人的的，重在“信” 得多少虔诚，不能完全以理说服，当然争议不少。

耶教朋友最大杀手锏是搬出“宗教”定义来否定儒教是“宗教”说。这是多次面对的问题，特别是举例许多中国儒学学者的否定理论，强调中国人自己本身就是最激烈的反对者，承认是个没有“宗教”的族群，劝我别枉费心机。

“宗教”的原文是，是指人与“神”的重新接触，而人类必须全心全意以神旨为依归。这样的定义，儒教当然不适合。

我们用“教”字好几千年了，怎么可以让三几百年的后来者捣乱。假设，去除拉丁文，只有“宗教”两个中文字，应该定义为“宗祖的修道之教”！我就把本来具备的“道、德、礼”系统起来，儒的天职是负起弘“道、德、礼”的人员；以德行教，日用常行的礼去落实，最后得“道”的次序作为“定义”，这样的和谐本质，促进世界和平，社会和谐，不是更胜一筹！可以吗？

没想到，他说：哪有这么傻的人，若符合你的定义，岂不是我们没有了“宗教”吗？

这回轮我愣住了，设计个帽子给他戴，他不“戴”才是不傻！

(陈启生，马来西亚儒学研究会署理会长，马来西亚儒教会署理会长，马来西亚周易研究会会长，原载《孔子文化季刊》总第9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