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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九渊与朱熹的过从,有记录可考的

朱熹太极 2023-05-21 13:04

陆九渊与朱熹的过从,有记录可考的如下:

三十七岁时,与朱熹会于鹅湖。

四十三岁时,与朱熹会于白鹿书院。

四十五岁时,朱熹来信。

四十六岁时,朱熹来信。答朱熹信。两度。(卷七)

四十八岁时,朱熹来信。

四十九岁时,答朱熹信。(卷十三)

五十岁时,答朱熹信,辩太极图说。又答朱熹信。闻朱诗喜。(卷二)

五十一岁时,与朱熹书(卷二)。朱熹答书。

五十四岁时,朱熹仍有信来惦念。

鹅湖之会

陆九渊比朱熹小九岁,其时,朱熹名望比陆九渊要高。《吕成公谱》载有吕祖谦的记录:“乙未四月,访朱文公于信之鹅湖寺,陆子静、子寿、刘子澄及江浙渚友皆会,留止旬日。” 南宋淳熙二年(1175年),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“理学”和陆九渊“心学”之间的理论分歧,使两人的哲学观点“会归于一”,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、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。随后,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,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,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“鹅湖之会”。信州鹅湖寺在今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。

邹斌、俊父二位在场者有记录说:“朱、吕二公话及九卦之序。”又记及陆九渊之对语:“复是本心复处,如何列在第三卦,而先之以履与谦?盖履之为卦,上天下泽,人生斯世,须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,以达于所履。其所履有得有失,又系于谦与不谦之分。谦则精神浑收聚于内,不谦则精神浑流散于外。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间举措动作之由,而敛藏其精神,使之在内而不在外,则此心斯可得而复矣。”

又载及陆九渊进一步发挥:“次之以常固,又次之以损益,又次之以困。盖本心既复,谨始克终,曾不少废,以得其常,而至于坚固。私欲日以消磨而为损,天理日以澄莹而为益,虽涉危蹈险,所遭多至于困,而此心卓然不动。”又载及陆九渊申明易理,其有绵密功夫,递进之义:“然后于道有得,左右逢其源,如凿井取泉,处处皆足。盖至于此则顺理而行,无纤毫透漏,如巽风之散,无往不入,虽密房奥室,有一缝一罅,即能入之矣。”以上是关于陆九渊对“易简”道理的发挥,全部来自于易经之经典记录,但其义理却又是发明于本心,全然不同于书中所得。

另一位记录者朱亨道则有总结说:“鹅湖之会,论及教人。元晦(朱熹)之意,欲令人泛观博览,而后归之约。二陆之意,欲先发明人之本心,而后使之博览。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,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,此颇不合。”又言:“先生更欲与元晦辩,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?复斋止之。”又言:“先发明之说,未可厚诬,元晦见二诗不平,似不能无我。”又言:“鹅湖讲道切诚,当今盛事。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,欲会归于一,而定其所适从,其意甚善。伯恭盖有志于此语,自得则未也。”这段内容几乎将二人之分歧讲了个明白,此是易简与支离之争。此段记录且含有细节,惟妙惟肖,二陆如何不欲辩白,跃然纸上。犹是可看,吕祖谦欲调和二人思想失败,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。

若要详析,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除了讨论易经诸问题外,另有一核心问题是“教人之法”。所谓“教人”之法,也就是认识论。朱熹强调“格物致知”,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,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。其以“致知格物只是一事”而进行理论自洽。其主张依然是:多读书,多观察事物,根据经验,加以分析、综合与归纳,然后得出结论。

陆氏兄弟则从“心即理”出发,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。主张“发明本心”,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,不必多读书,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,去此心之蔽,就可以通晓事理,所以尊德性是最重要的,如果没有尊德性而去道问学,则所学非道。因此其法门是要在尊德性的基础上,做读书穷理之工夫才有必要,否则会陷入支离。会上,双方各陈己见,互相没有说服对方,因此多多少少有不欢而散之印象。此次“鹅湖之会”,历时三天,也不知道陆氏兄弟人多还是怎的,略略占了上风,但终于不欢而散。

朱熹后来仍觉受益无穷。其书云:“某未闻道学之懿,兹幸获奉馀论,所恨匆匆别去,彼此之怀,皆若有未既者。然警切之诲,佩服不敢忘也。还家无便,写此少见拳拳。”

朱熹三年后有诗说:“旧学商量加邃密,新知培养转深沉。只愁说到无言处,不信人间有古今。”

朱熹五年后与友通信时说:“陆子静兄弟,其门人有相访者,气象皆好。此间学者,却与渠相反。初谓只在此讲道渐涵,自能入德。不谓末流之弊只成说话,至人伦日用最切近处,都不得毫末气力,不可不深惩而痛警之也。”

朱熹曾作书与学者说:“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,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,然于道问学处欠了。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?”以上可见,朱熹虽理不与陆九渊同,但亦深为折服。流派虽异,其道归一。

陆九渊对此也很释然,陆氏说:“汝曾知否?建安亦无朱晦翁,青田亦无陆子静。”陆氏颇与禅机相类,争个么事,此议论一途,不过是空空如也。

“支离、简易”之辩

四十三岁,陆九渊又会朱熹于南康。时朱熹为南康守。二人有泛舟之乐。朱熹说:“自有宇宙以来,已有此溪山,还有此佳客否?”陆九渊如何作答则未载。

朱熹乃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席,陆九渊讲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一章毕。朱熹说:“熹当与诸生共守,以无忘陆先生之训。”又说:‘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,负愧何言。”于是请陆九渊把讲义写下来,由他刻勒于石。

听者有至流涕者,朱熹言及:“子静来南康,却说得这义利分明,是说得好。如云‘今人只读书便是利,如取解后,又要得官,得官后,又要改官。自少至老,自顶至踵,无非为利。’说得来痛快,至有流涕者。”陆九渊也回忆说:“讲义述于当时发明精神不尽。当时说得来痛快,至有流涕者,元晦深感动,天气微冷,而汗出挥扇。”

陆九渊四十五岁时在国学任职时,朱熹来书,有说:“归来臂痛,病中绝学损书,却觉得身心收管,似有少进处。向来泛滥,真是不济事。恨未得款曲承教,尽布此怀也。”

朱熹又与友人平甫通信说:“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,尊德性道问学两事,为用力之要。今子静所说尊德性,而某平日所闻,却是道问学上多。所以为彼学者,多持守可观,而看道理全不仔细。而熹自觉于义理上不乱说,却于紧要事上多不得力。今当反身用力,去短集长,庶不堕一边耳。”陆九渊听闻后,则说:“朱元晦欲去两短,合两长,然吾以为不可。既不知尊德性,焉有所谓道问学?”此际,陆九渊仍斥朱熹为支离。支离者,不通也,如钻牛角,似有心得,徒耗心神。

这一时期,陆九渊与漕使尤延之通信,有论及朱熹的政绩:“朱元晦在南康,已得太严之声。元晦之政,亦诚有病,然恐不能泛然以严病之。使罚当其罪,刑故无小,遽可以严而非之乎?某尝谓不论理之是非,事之当否,而泛然为宽严之论者,乃后世学术议论无根之弊。道之不明,政之不理,由此其故也。”陆九渊为朱熹之严政予以辩护,意指政之所出,不在严宽,而在事理是否恰当。此亦可看作对朱熹说陆九渊理论“太简”之反驳。义理不在于是否简易复杂,而在于是否恰当。

陆九渊四十六岁,在敕局。与朱熹有往来通信,但仅为论官场人事而已。故信中多是人名,以及对人之评品。

此后朱熹向陆九渊索取其写的奏札底稿学习。朱熹信说:“奏篇垂示,得闻至论,慰沃良深。其规模宏大,源流深远,岂腐儒鄙生所可窥测?然区区私忧,未免有万牛回首之叹,然于我何病耶?语圆意活,混浩流转,益见所养之深,所蓄之厚。但向上一路,未曾拨着。”陆九渊则抓住其话头点拨:“兄尚有向上一路,未曾拨着之疑,岂待之太重,望之太过,未免金注之昏耶?”陆九渊担心朱熹紧作功夫,反而太过,有失松快,亦违涵咏。

陆九渊四十八岁,仍在敕局。朱熹通信讲述心得:“道理极精微,然初不在耳目闻见之外。是非黑白只在面前,此而不察,乃欲别求玄妙于意虑之表,亦已误矣。熹衰病日侵,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省力,无复向来支离之病,甚恨未得从容面论。未知异时尚复有异同否耳!”此际朱熹不仅认同自己的道问学有“支离”之病,而且已作出反省改变。未见陆九渊之回信记载。

陆九渊四十九岁时,有与朱熹通信之记载。其时已罢官讲学,归于贵溪应天山,后改名为象山。陆象山即以此山名。世称陆力渊为象山先生。这年冬天,二人往来通信。陆九渊讲述了家族子侄多有病故,因此自称“某不肖,祸衅之深”。而他自己亦有血疾,转为痔疮:“某旧有血疾,二三年浸剧,近又转而成痔,良以为苦,数日方少瘳矣。”论及学者,则说:“大抵学者病痛,须得其实,徒以臆想,称引先训,文致其罪,斯人必不心服。纵其不能辩白,势力不相当,强勉诬服,亦何益之有?岂其无益,亦以害之,则有之矣。”

“无极、太极”之辩

在“支离、简易”之辩后,二人又有“无极、太极”之辩。据闻始于朱熹此信:“所谕与令兄书,辞费而理不明。今亦不记当时作何语,恐或实有此病。承许条析见教,何幸如之!虚心以俟,幸因早便见示。如有未安,却得细论,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断来章也。”此时,朱熹正与梭山在就周敦颐“无极”之说是否有必要而通信论争。梭山认为,无极之说,要么是周敦颐之少作,要么是伪作。已有太极,何必无极。无极是头上安头之举。朱熹则将“无极”包装成高妙理论予以阐释。

其间有学者见朱熹,朱熹使其读书,且“精细考索”。陆九渊得知,则说:“不可作聪明,乱旧章。”意思是不要言语文字上支解,只是读经便可:“读经只如此读去,便自心解。”又说:“解书只是明他大义,不入己见于其间,伤其本旨,乃为善解书。”又说及“支离”之为何:“后人多以己意,其言每有意味,而失其真实,以此徒支离蔓衍,而转为藻绘也。”

陆九渊与人点评说:“元晦似伊川,钦夫似明道。伊川蔽锢深,明道却疏通。”

陆九渊五十岁这年夏天,与朱熹通信辩论太极图说。这段大论,须尽录于此。其时共有三通信在案,陆九渊在第一通信中援引梭山观点:“太极图说与通书不类,疑非周子所为;不然,则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;不然,则或是传他人之文,后人不辨也。盖通书理性命章,言‘中’焉止矣。二气五行,化生万物,五殊二实无极残篇易经全文,二本则一。曰‘一’,曰‘中’,即太极也,未尝于其上加‘无极’字。动静章言五行、阴阳、太极,亦无‘无极’之文。假令太极图说是其所传,或其少时所作,则作通书时不言无极,盖已知其说之非矣。”陆九渊深以其兄梭山之说为是,故说“此言殆未可忽也。”

而朱熹则给梭山回信时说,梭山急迫无极残篇易经全文,“看人文字未能尽彼之情,而欲遽申已意,是以轻于立论,徒为多说,而未必果当于理。”朱熹这话是陆九渊不能赞同的,尽管梭山知道朱熹胜心已起,不欲多辩。但陆九渊却觉得要辨明真理,亦是大节,故陈明大义。陆氏信中驳朱熹对梭山的看法,他说:“梭山气禀宽缓,观书未尝草草,必优游讽咏,耐久绣绎。今以急迫指之,虽他人亦未喻也。”

朱熹之立论则有:“不言无极,则太极同于一物,而不足为万化根本;不言太极,则无极沦于空寂,而不能为万化根本。”陆九渊驳之:“夫太极者,实有是理,圣人从而发明之耳,非以空言立论,使后人簸弄于颊舌纸笔之间也。其为万化根本固自素定,其足不足,能不能,岂以人言不言之故耶?易大传曰:‘易有太极’。圣人言有,今乃言无,何也?作大传时不言无极,太极何尝同于一物,而不足为万化根本耶?洪范五皇极,列在九畴之中,不言无极,太极亦何尝同于一物,而不足为万化根本耶?太极固自若也,尊兄只管言来言去,转加糊涂,此真所谓轻于立论,徒为多说,而未必果当于理也。”陆九渊认为太极有根据,无极没来处。太极已自足,无极自是多余。若非加个无极,反倒是轻于立论,徒为多说。

朱熹又有立论说:“无极即是无形,太极即是有理。周先生恐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,故着无极二字以明之。”陆九渊又予以驳斥,他信中说:“易之大传曰‘开而上者谓之道’,又曰‘一阴一阳之谓道’,一阴一阳,已是形而上者,况太极乎?晓文义者举知之矣。自有大传,至今几年,未闻有错认太极别为一物者。设有愚谬至此,奚啻不能以三隅反,何足上烦老先生特地于太极上加无极二字以晓之乎?”这段主旨仍是说,太极已自足,已是形而上,太极已含无极之义,若在太极头上再安个无极,反而头上安头,走向支离。

陆九渊又发挥解字功夫,他说:“且‘极’字亦不可以‘形’字释之。盖极者,中也。言无极则是犹言无中也,是奚可载?若惧学者泥于形器而申释之,则宜如诗言‘上天之载’,而于下赞之曰‘无声无臭’可也,岂宜以无极字加于太极之上?”极者,中也。无极者,即是无中也。这是何意?说上天之载、无声无臭,即与太极略同,而又言无极又是什么道理?陆九渊步步紧逼,欲辩个明白不可。

随后,陆九渊又作了一番合理的推论,欲点出“无极”之出处,乃是道家老子之学,非是儒家圣学。他说:“朱子发谓濂溪得太极图于穆伯长,伯长之传出于陈希夷,其必有考。希夷之学,老氏之学也。‘无极’二字,出于老子知其雄章,吾圣人之书所无有也。老子首章言‘无名天地之始,有名万物之母’,而卒同之,此老氏宗旨也。‘无极而太极’,即是此旨。”

陆九渊接着指出老氏之学,不是正途。他说:“老氏学之不正,见理不明,所蔽在此。兄于此学用力之深,为日之久,曾此之不能辨,何也?”他又指出,无极一语,并不见于周敦颐后来的著作,这一理论已被放弃,而朱熹却拿出来点染,并不合适。陆九渊据此翻案:“太极图说以‘无极’二字冠首,而通书终篇未尝一及‘无极’字。二程言论文字至多,亦未尝一及‘无极’字。假令其初实有是图,观其后来未尝一及‘无极’字,可见其道之进,而不自以为是也。”于是陆九渊反问说:“兄何据之笃乎?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。”他指出朱熹过于确信,而忽视了梭山的观点。

这是陆九渊第一封辩论无极的长信。朱熹则回信讨论,他仍主张“无极”二字,认为其“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”。而陆九渊在第二封信中毫不客气地直言:“某窃谓尊兄未曾实见太极,若实见太极,上面必不更加‘无极’字,下面必不更着‘真体’字。”他毫不留情地申说:“上面加‘无极’字,正是叠床上之床,下面着‘真体’字,正是架屋下之屋。”

朱熹又有语:“极者,正以其究竟至极,无名可名,故特谓之太极,犹曰举天下之至极,无以加此云耳。”陆九渊驳他仍是尖锐:“就令如此,又何必更于上面加‘无极’字也?若谓欲言其无方所,无形状,则前书固言,宜如诗言‘上天之载’,而于其下赞之曰‘无声无臭’可也,岂宜以‘无极’字加之太极之上?系辞言‘神无方矣’,岂可言无神;言‘易无体矣’,岂可言无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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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又再次指出‘无极’乃老氏之学:“老氏以无为天地之始,以有为万物之母,以常无观妙,以常有观窍,直将无字搭在上面,正是老氏之学,岂可讳也?惟其所蔽在此,故其流为任术数,为无忌惮。此理乃宇宙这所固有,岂可言无?若以为无,则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矣。”

他仍言“极”字之义,极义有中义、有至义,其实一也。他言:“太极、皇极,乃是实字,所指之实,岂容有二。充塞宇宙,无非此理,岂容以字义拘之乎!”他驳斥朱熹以极为形之论:“以极为中则为不明理,以极为形乃为明理乎?”“五居九畴之中而曰皇极,岂非以其‘中’而命之乎?”中庸有:“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,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陆九渊举中庸之句说:“此理至矣,外此岂更复有太极哉?”

陆九渊于此话语甚是激烈:“辩难有要领,言辞有指归,为辩而失要领,观言而迷指归,皆不明也。前书之辩,其要领在‘无极’二字。尊兄确意主张,曲为饰说,既以无形释之,又谓‘周子恐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,故着‘无极’二字以明之”。陆九渊称朱熹这是“强说来由,恐无是事”,一点也不客气。他更是指出朱熹之错,在于拘泥于字眼,尽信书而已。他说:“以极为‘形’而谓不得为‘中’,以一阴一阳为‘器’而谓不得为‘道’,此无乃少绌古书为不足信,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?”总之,陆九渊就差说朱熹是自作支解了。

陆九渊又说,“吾圣门正不肯如此道耳”。儒家示人以人极,故立于有而不言无。此本是易简之事,如同“夫乾确然示人易矣,夫坤聩然示人简矣,太极亦曷尝隐于人哉?”

陆九渊在信之最后,提醒朱熹莫附于老氏之学,或坠于禅学。他说:“尊兄两下说无说有,不知漏泄多少。如所谓太极真体不传之秘,无物之前,阴阳之外,不属有无,不落方体,迥出常情,超出方外等语,莫是曾学禅宗,所得如此?”

陆九渊遂点出朱熹支离之病:“平时既私其说以自高妙,及教学者,则又往往秘此,而多说文义,此漏泄之说所从出也。以实论之两头都无着实,彼此只是葛藤末说。气质不美者乐寄此以神其奸,不知系绊多少好气质的学者。”然而,这不过是“既以病己,又以病人”,他劝道“殆非一言一行之过,兄其毋以久习于此而重自反也。”这第二封信也回完了,二人的交往已经陷于危机。

不过这年仍得见朱熹诗作,知其精进,可喜。朱诗为:“川源红绿一时新,暮雨朝晴更可人。书册埋头何日了,不如抛却去寻春。”陆九渊闻之色喜,说:“元晦至此有觉矣,是可喜也。”寻春者,发明本心也。书册者,求索支离也。

陆九渊五十一岁这年春天,朱熹仍来第三通信说:“老氏之言有无,以有无为二,周子之言有无,以有无为一。更请仔细着眼,未可容易讥评也。无极而太极,如曰无为之为,非谓别有一物也。非如皇极、民极之有方所,有形象,而但有此理之至极耳。”双方仍是互相难以说服。朱熹还写有一张纸,说:“如曰未然,则我日斯迈而月斯征,各尊所闻,各行所知,亦可矣,无复可望其必同也。”二人的梁子算是在历史上结下了。

这年秋天,陆九渊已知荆门军,他仍与朱熹进行了第三通辩论信。他回答前信说:“别纸所谓‘我日斯迈,而月斯征,各尊所闻,各行所知亦可矣,无复望其必同也。’不谓尊兄遽作此语,甚非所望。‘君子之过也,如日月之食焉,过也,人皆见之,及其更也,人皆仰之。’通人之过,虽微箴药,久当自悟,谅今尊克必涣然于此矣。原依末光,以卒馀教。”陆九渊仍是以理交友,以低姿态答论敌。过一月,朱熹回信,说之前自己的信草率了:“某春首之书,词气粗率,既发即知悔之,然已不及矣。”

陆九渊似乎不再与朱熹直面论争,而是与友朋交流。关于无极之辩,他转而与陶赞仲有书云:“太极图说,乃梭山兄辩其非是,大抵言无极而太极是老氏之学,与周子通书不类。通书言太极不言无极,易大传亦只言太极不言无极。若于太极上加‘无极’二字,乃是蔽于老氏之学。又其图说本见于朱子发附录。朱子发明言陈希夷太极图传在周茂叔,遂以传二程,则其来历为老氏之学明矣。周子通书与二程言论,绝不见‘无极’二字,以此知三公盖已知无极之说为非矣。梭山曾与晦翁面言,继又以书言之,晦翁大不谓然。甘素是梭山之说。以梭山谓晦翁好胜,不肯与辩。某以为人之所见偶有未通处,其说固以己为是,以他人为非耳,当与之辩白,未可便以好胜绝之,遂尾其说,以与晦翁辩白,有两书甚详”。此间缘委,可谓叙详尽。陆九渊又感慨:“以晦翁之高明,犹不能无蔽,道听途说之人,亦何足与言此哉?”

陆九渊还把自己写的荆公祠堂记和朱熹的三封书信,一并交给陶赞仲看。并在信中说:“看晦翁书,但见糊涂,没理会。观吾书,坦然明白。吾所明之理,乃天下之正理、实理、常理、公理,所谓‘本诸身,证诸庶民,考诸三王而不谬,建诸天地而不悖,质诸鬼神而无疑,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’。学者正要穷此理,明此理。”他有感于朱熹的“胜心”,告诫陶赞仲说:“为学只要睹是,不要与人较胜负。今学失其道者,不过习邪说,更相欺诳,以滋养其胜心而已。”

朱熹内心还是极为认同陆九渊之说。有学者以陆氏之说疑之。朱熹答:“子静平日自任,正欲身率学者于天理,不以一毫人欲杂于其间,恐决不至如贤者之所疑也。”又有学者因无极之辩贻书诋毁陆九渊,朱熹同样答:“南渡以来,八字着脚,理会着实工夫者,惟某与陆子静二人而已。某实敬其为人,老兄未可以轻议之也。”

在陆九渊五十四岁时,荆门任上,初夏时节,朱熹仍有信来念,“乃知政教并流,士民化服,甚慰。”朱熹说他自己是“疾病益侵,形神俱瘁,非复昔时。”朱熹还关心陆九渊有没有与当地学者相会。这应该是有文献记载的最后一通书信答往。未见载及陆九渊的回信。在这年冬天,陆九渊便由于宿疾发作,仅仅一周便逝世了。据说他“素有血疾,居旬日大作”。据陆九渊年谱有记载说:“朱元晦闻讣,率门人往寺中,为位哭。”朱熹为陆九渊在寺中供奉了牌位,并带领弟子进行了祭奠。时年朱熹六十三岁,老兄哭壮弟,惺惺又相惜。这就是他们学术交往的全部过程。

撰文/胡赳赳

编辑/张进

校对/赵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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